《重思东亚区域秩序史》刊发于《历史研究》2025年第5期，系我校历史文化学院韩东育教授的研究成果。

西方近代话语体系，无疑具有工业文明推动下的进步性和方向性意义，马克思也曾对给陈旧封建体制造成革命性冲击的历史性巨变以激赏。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给世界提供国与国空间对等意义的同时，也赋予列强“新”对“旧”、“文明”对“野蛮”，一言以蔽之即“近现代”对“前近代”的时代不对等权力，以及前者攫取后者利益时的道德“正当性”与政治“正义性”。当这套欧法威权系统被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中某个率先“维新”者，或所谓近代化国家采用时，则杂糅着新旧两种关系体系的近现代东亚“国际法”，就极易被利益驱动下的国家行为所利用，而且事实本身也正是如此。其中，日本对宗藩秩序和条约体系负面要素的双向利用甚至恶用，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把自身变成被双向戒备和警惕的对象。其在东亚发展史上，极力用“进步—落后”表象价值切断时代连续性的夸张式做法，掩蔽了源自明治天皇的“独立、内属、吞并、册封”之东亚对策底色。但是，随着二战中日本的惨败，这种掩蔽却越发凸显出两种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固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原理衔续性的深层意义。实际上，近代国际关系原则的合理性，是对前近代关系体系“扬”和“弃”的结果，而不是彻底否定历史积淀后的独白，况且也独白不了。只有把中西不同国际关系体系中各自的合理要素融接为一，才能厘清长期被遮掩的大片盲区，才能既符合历史，也合乎当下实际。历史和现实、东方和西方的复杂纠葛，将凝练出融会前近代和近现代价值之最优部分的中间值。它有利于人类跳脱各执一端的零和博弈泥淖，并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国际关系体系”。

作者系我校区域国别研究院、东亚研究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负责人，以打破“三际”（代际、国际、学际）的理念和“东亚基因”研究法，首次提出并解决了“化道为术”这一日本近世思想学界的本质性问题；首次提出了融通中西两大文明体系的“新文明体系”命题；首次提出“学术戍边”和“突破学术岛链”等新研究理念。所组建的“东亚研究院”，已成为部属院校基础研究与智库建设兼容并重的新型学术机构，是高水平国际化学术平台、地方社会发展的支撑平台和国家外交战略发展的建言平台，形成了“高校—地方—国家”三位一体格局。其著述先后获教育部第七、第八、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本文是作者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第9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