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东师

202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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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始终不渝的文史大家——杨公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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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公骥,原籍河北正定县,生于1921年1月16日。父亲是北洋军军官,常年在外;杨公骥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由祖父抚育长大。祖父是他的启蒙教师,这位清末秀才不仅博览中国古籍,而且醉心于西学,时常教诲自己的孙子说:“不广学博识则无可融会,无可融会则无以贯通。”又说:“不博则不能通,不通则不能精。”“不通百经,不能专一经。”他提倡读书,但反对以学问牟取个人名利的行径,曾在杨公骥砚台背面镌刻八句铭文:“无知寡识,盲瞽一生,广知多识,耳聪目明。人生一世,贵在博通,以学射利,市井之行。”这砚台在抗日战争的大轰炸中丢失,但这铭文却被杨公骥刻记于心,并对后来的治学产生影响。

  1933年,杨公骥只身在长沙受中学教育,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涉猎的科目极其庞杂。例如,当时历史学界正在争论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法不一。他参阅了各方的文章,为了判断争论中各方所持论点的是与非,于是就跟踪学习,阅读金甲文、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经济学、希腊史、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文章。当他以后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库存的有用材料。

  最初指导他阅读鲁迅著作的,是小学老师张同人先生。他将那个阶段所出版的鲁迅文集都阅读过,思想深受其影响,开始正视惨淡的人生,并很自然地开始学习起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此同时,现实的见闻也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加深了他对鲁迅杂文、进步小说、社会科学著作的理解,使他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此期间,他越发讨厌上小学时校长王先生擅自给他改的名字——杨振华。他暗想:中华岂是我个人能振的?我又何尝想过有朝一日自己威震中华!名不符实。所以,他16岁时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杨公忌。这三字是截取《皇历》中的“杨公忌日”而来。据《皇历》所载,每月的头一天是“杨公忌日”,此日“十凶大败,诸事不宜”,“百事禁忌”,犯者“身亡家破”。他当时之所以自命“杨公忌”,其涵义有两方面:其一,为了反抗那万恶的社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求个人名利,不计得失,宁愿承担种种风险而在所不惜;其二,所谓公忌,兼寓鲁迅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之意,以此表示自己不畏公论,不循世法,不怕流俗嫉恨。当然,以这样惊众骇俗的刁钻古怪字样为名字,也充分表现了他少年时代傲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情调。

  杨公骥在中学几次转学跳级,193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要他到大后方按部就班地读书,准备将来出国学习。但是,他却违背父亲旨意,在1938年6月,徒步到达延安,投身革命。同年在陕北公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在此之后,与家脱离关系,音信两绝。

  在延安,杨公骥曾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做过青年工作,当过文化教员,也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这时期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地读大部头的原著,这为他以后的治学态度、治学道路、治学方法、治学能力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杨公骥被派往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他志愿从事工人运动,于是被分配到宣化市新华炼钢厂从事工会工作。1946年秋,中央调干部充实东北解放区,他在抽调队伍中。行前向挚友吴波告别,吴波对他说:“你已经长大,别再调皮了,改个名字吧!这次到东北地区工作,别再叫这可怕的名字吓唬东北老乡了。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革命者应该老老实实无声无息地埋头苦干,甘心做一头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不过你的性格与牛不大相类,那就做一匹为人民服务的马吧!”于是,吴波根据“忌”字的谐音,提笔为他改名叫做杨公骥。并嘱咐道:“古云‘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希望以后在德上多下工夫。”从此以后,他便以“杨公骥”为名字。


杨公骥与挚友在陶然亭合影(左一)

  1946年初冬,他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东北局分配他到东北大学任教授。1947年又任国文科副主任(主任是吴伯箫)。在此期间,杨公骥讲授过许多门课,计有“文章选读”“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语言文字学概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经济”“‘五四’思潮”等。

  东北大学1948年迁至吉林市,1949年迁至长春市,与东北三省原6所大学合校,1950年4月1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这个时期,杨公骥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担任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历史系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

  1948年秋,发现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杨公骥组织当时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课余从事初步发掘。1949年春,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书》。除公布了西团山人的头骨示数和出土文物的品属外,还将在西团山发掘出的与古代黄河流域型制相近的陶鼎、陶鬲制成图版予以公布。郭沫若读后,于1949年1月25日在致当时《东北日报》主编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法正确,态度谨严,叙述翔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关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现似应特别重视。旧时人习视关外为化外,日寇更有意特殊化,把各种出土古物隐匿歪曲,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根据地底事实打破这些观点,应强调关内关外在史前就是一家。建立这种新史观,我们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国考古学界根据西团山出土文物的特征,将它定名为“西团山文化”,为学术界公认。《报告书》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曾被苏、日等国转译或介绍。1949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裴文中、贾兰坡、李文信等和杨公骥组成西团山考古队,从事第二次发掘。

  1948年,杨公骥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这部讲义的第7稿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文学》第1分册。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该书被定为向国外的推荐书,曾被东西方学者所引用。此书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文学理论,对文学史内容作出独到的精辟论述,提出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甚多创见。

  在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过程中,他的工作极其繁重。白天给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两门不同的课,有时课外还要带领学生挖山考古。夜间备课后,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同时还为了查阅日文资料而突击日文。这样一来,就养成了熬夜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不眠,精神不支时便用浓茶、烈酒、关东烟刺激一下。如此这般,连续了10年。由于常年熬夜,损害了他的健康,刚过30岁,血压便开始升高,37岁时发生脑血栓,接着害起心脏病。病中还躺在床上注释、考据1953年他在《敦煌缀琐》中发现的唐代民歌,使用并征引了《唐六典》《唐大诏令》《唐律疏议》《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于196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杨公骥还有一系列论著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50年发表《汉巾舞歌辞句读和研究》。1956年,杨公骥受中央教育部委托编写部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隋唐五代部分)。

  杨公骥自1953年便被任为研究生导师。1956年定学衔时,通过中央教育部专家组评审,被任为国家二级教授,时年35岁。至“文革”前,共培养出研究生19名,他们在10个省任教,成为各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文革”期间,杨公骥受到不公正待遇,出现脑血栓,左肢瘫痪。1969年隆冬,全家到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他又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仔细地通读数遍。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抱有信心,情绪上保持稳定,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他在乡村住了4年,和一些老农成了朋友,朝夕相处,借此作了些社会调查,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和地方传说,还记录了一些方言、俗语、俏皮嗑、歇后语、匠人切口、山林行话。

  1973年,有位白发老学生远道前来看望他,对他落泪道:“老师少年时便参加革命,想不到老来时,下场竟如此狼狈。早知如此,就悔不该当初了吧?”他回答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道路。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行,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还会照旧这么干,心甘情愿,毫无悔意。”他将这次问答在信中告诉了挚友诗人公木(张松如),公木当即赠诗三首,第一首写道:

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

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

  1972年,落实政策,杨公骥不再作为审查对象。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承担工作,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1978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斡》(词根探索之一)。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对学界有极重要的启发。1980年在《东北师大学报》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文章资料多,证据足,论断谨严,见解独到,受到历史考古界的重视。

  1978年以后,杨公骥先后承担国家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先秦两汉文学史”“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两个课题,虽然由于健康原因,这两个课题未能最终完成,但他提出的指导原则却是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凝聚了多年研究的心血。


先秦两汉文学学术讨论会合影(第二排 右四)

  1981年,经国务院组织专家评议,杨公骥被任为首批文科博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82年起,先后招收4届8名博士研究生,曾同时分别指导3届6名博士生。1989年5月,开始招收第5届博士生,由他拟定笔试题目,并在5月12日主持进行口试。他乐观地表示,本届考生素质很好,争取多招多留,充实我系古典文学研究队伍。这是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考试。在招收博士生之前,他还在1978年招收5名硕士生,1981年全部毕业。


1981年,杨公骥教授被聘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杨公骥作为博士生研究生导师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杨公骥历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论学会理事、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是国内外久享盛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坎坷,但革命意志从未消歇,相反,马克思主义信仰愈加坚定。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文艺理论战线出现的各种思潮,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时地做出了反应。


中文系教授杨公骥指导博士生

  他对晚生后学是慈祥的、宽厚的,但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一丝不苟,凭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在许多方面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提倡文艺必须在高层次上表现人的价值。1978年在讨论形象思维时他尖锐指出:“思维是一种理性,导向理性的认识。说形象思维主要是感性思维,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他把形象思维看做理性统辖下的一种思维样式,反对在理论上把人的感觉抽象化、非社会化。正当文艺界有些人极力主张表现人的本能时,他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论证,性、吃、视、听等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都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不是自然的、人类的,而是社会的。杨公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提醒说,对于当代新思潮、新理论不要盲目拒绝、一律排斥,而应采取冷静分析、批判吸收的态度。正如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读后感》一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是集真理之大成的科学。它过去曾吸收历代积累的科学成果,犹如大海,‘百川归之’。它将来也会吸收即使是最微小的科学成就,犹如大海,‘不辞细流’。”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做开放的、常新的,可以随时用新的科学成就加以补充,但在体系上任何学派都无法取代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辩证方法,并且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论述了一系列对立因素的辩证关系,如: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浪漫、科学与幻想、人化物与物化人等等。


杨公骥先生80年代在寓所书房

  杨公骥晚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虽然年老病重,但益加勤奋,带着心脏起搏器终日工作。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989年6月7日23时15分不幸在长春逝世,享年68岁。

  杨公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前经常重复恩格斯的这段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遵循这一宗旨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他告别人生的遗嘱中,体现了同样的大彻大悟:“不要打扰别人,怎么来怎么去;不整容,保持真面目;不送花圈、挽幛;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他委运乘化,走得沉静安详。后事一遵遗嘱,庄严肃穆,简单朴素,然而,前来吊唁送灵的人群络绎不绝,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本文摘自李炳海的《杨公骥》,见《群星璀璨——我们心目中的东师名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388-399页,由高源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