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们的风采

  有人说,大学应该有故事,没有生动故事的大学不是一个好大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而故事发生在大师们身上,就更加能让人长久地品味这所学校的味道。东北师范大学就是一所有故事的学校,在很多老先生的身上,我就亲身经历过很多有味道的故事。笔者作为一个晚辈后生,下面写出的几个小故事,一方面是要表达对几位先贤大师的敬意,另外也是对东师传统的回顾与张扬。
  我是1977年初来到东师(当时名为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当时我可以去清华学理工科,但有一个父辈的好友(当时他被省里派到我下乡插队的县任县委副书记),建议我来东师学习,打动我的理由就是他说出了曾在这里或正在这里工作的众多老先生的名字:如舒群、萧军、吴伯箫、张毕来、唐圭璋、公木、思基、孙晓野、杨公骥、蒋锡金、何善周等。这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来东师中文系学习。但到校的第一天,我的心就凉了:破败的校园,到处是久疏整理的树丛和荒草,主要路边布满了破烂的大字报栏;矮旧的小楼(中文楼)前,一盏十几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在漆黑一片的暗夜中显得那样孤独。住宿的和平三舍门前是一道深沟,出门要下沟爬坡,化雪后非常泥泞难行。因此,不由得发出“上大学的路走对了,但东师的门进错了”感慨。然而,当我接触到了当时仍然在校工作的几位老先生之后,思想完全变了:我庆幸自己选择来到了东师。
  关于当时中文系教师上课的风采,我将在以后陆续写出。这里就主要说说我和几位老先生交往所经历的几件事情吧。
  孙晓野(字常叙)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孙先生中等个头、身材略胖、圆脸发稀。最鲜明的特点是话语轻柔、为人和蔼、笑容常驻。无论是对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亲切温柔。先生的才学非常了得:仅举一例,据说当时(1978年)有个日本汉学家代表团来校访问,仅仅一个“光”字,先生就讲了一上午,并让这些人俯首膜拜。他从“光”字的形状讲起,涉及到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变化的理路以及词义的演化延伸与发展规律等等,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字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不仅学问极高,先生对教学也极为认真严谨。作为一名享誉中外学界的古文字大师,先生在讲授屈原的《山鬼》时,不仅讲授知识见解深邃、深入浅出,而且在黑板上随意几笔就能画出栩栩如生、裙裾飘然的湘夫人、山鬼等形象。要知道,这只是孙先生为本科生讲的一堂课呀!我还记得,在1978年底,中文系学生自己组织了一场科研报告会,七个学生发表自己的科研心得。当时去听讲座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学生没去几个,反倒是这些老先生去了十七八个。每个学生讲完以后,都有几位老先生进行评点和鼓励。孙晓野先生对我讲的《关于形象思维的几个问题》的内容评点,细致入微,落实到每一个论点和用词,最后还用了一个词“深受启发”,并评价说我的“学术前景非常好”。这次经历让我终生铭记。那时候的学术风气,就是老先生们虽是大家,却不鄙视学生。他们治学严谨,并与学生平等交流,真诚地为学生的成长感到欢喜,堪为一代楷模。
  蒋锡金先生是性情中人。先生是老革命,曾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在延安时就享受师级待遇。先生中等偏上的个头,身形消瘦、面色清癯,初次见他的人,都感到他冷峻威严、不苟言笑。其实他是个非常有学问、但也非常好接近的老先生。据说蒋先生爱酒嗜烟。爱酒我没有亲眼见到,只是听说他的夫人赵先生说过,蒋先生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喝四两白酒(后来年事高了,改喝二两)。一般是倒在一个杯子里,不用就菜,一口喝下,然后上床就寝。嗜烟我就多次见到了。先生开会、读书、写作包括做报告等,总是烟不离手。我多次和先生闲谈时,发现他一上午基本上用一根火柴就可以了。为此,赵先生怕吸烟过多对他身体不好,晚年时常常把他的烟藏起来,按点发放。这让蒋先生感到受限制,时时刻刻想办法找理由多要几支。有一次甚至当着我的面,蒋先生请求赵先生多给一支。由此引起了赵先生的不满,顺便和我又谈起来蒋先生的另一件趣事:赵先生说,前段时间蒋先生身体欠安,住院治疗。一进病房,护士就告诉蒋先生不能吸烟。此次住院大约二十多天,但烟瘾极大的蒋先生从护士说完后,一直到出院,竟然一支烟也没吸,连一句想吸烟的话都没说。然而,出院那天,赵先生在办出院手续,蒋先生刚一走出医院的大门,就看到一个门卫在吸烟,于是马上就走过去,谦恭地朝他要了一支烟,点着后美美地吸了一大口。赵先生对我说,“当时气死我了。我带着烟呢,你到找我要呀!这几分钟你就等不了了?”可见,这个老先生自制力有多强,而性情又是多么真实、多么可爱。
  但先生对学问的执著和认真则是堪为楷模的。记得当我还是青年教师的时候,申报国家课题需要一位老先生写推荐信。我想到了蒋先生,便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没想到蒋先生却说:“你想让我给你写推荐信,那你就到我家来,把你论证的东西拿给我看,在我和你当面谈完后,我再决定是否写。” 我把申报材料草稿交给了蒋先生后,第二天上午遵嘱去了蒋先生的家,没想到蒋先生在我写的论证材料上,用各种颜色的笔,画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线条,打上了各种标记(蒋先生看东西的习惯就是画各种符号。甚至看报纸也是画很多横线和符号。几种不同颜色的笔迹就说明先生看了几遍)。我没想到,我的论证材料上有四种笔迹。而且还发现老先生还没写推荐信。蒋先生接着对我说:“看完你的论证之后,我感到你的课题还形不成较为系统的看法,你能否当着我的面再重新说一遍。”在我口头阐述了一遍后,蒋先生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说:“你修改完我再看。”转天修改完后,我再次呈给蒋先生。这次,先生看完之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告诉我等一会儿。然后开始写推荐信。我简直惊呆了:只见蒋先生提笔如飞,整个写作过程一气呵成,细致地讲述了课题的优长与不足以及他的推荐意见。大约两页稿纸的文字,一遍而成,字迹工整,仅仅修改了一个标点。签名的时候也不是写教授蒋锡金,而是写:外国文学、现代文学教授蒋锡金。我问先生,为何如此写?先生则说:“我就会这两个学科,所以只能这样写。”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学术问题的认真执著。
  何善周先生是闻一多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据说是闻先生的关门弟子)。何先生个子不高,声音洪亮,性格豪放,颇有闻先生遗风。我们在上大学时,他为我们本科生开先秦文学课和“庄子研究”的讲座。每次先生上课,声震屋宇,表情丰富,激情澎湃。先生学问极深,记得当年他为我们讲授《触讋说赵太后》一文时,就指出:历史上没有“触讋”其人,此时只有一个叫“触龙”的说客。所以,他怀疑现有的文献出现了错误。他的理由是:竹简上的文字都是竖排的,古人在整理时,可能误将“触龙言说赵太后”中的“触龙言说”写成了“触讋说”。他还指出,古汉语中,一般很少有某某“说”的用法,一般都采用“言说”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时隔不久,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证实了先生的结论。这一点,我至今都印象极为深刻。至于先生所开的“庄子研究”,不仅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达到了数百人,而且内容新见迭出。我曾亲眼见到过冯友兰、任继愈先生给他的亲笔信,认为他的庄子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要知道,先生这是在为本科生上课呀。
  还是说一件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某天去何先生家拜访的事情吧。1997年初,我做了校社会科学处处长后不久,去先生家拜访。当时先生住在一个破旧大板楼的一所小屋里。我爬上水泥灰布满的台阶后,看到先生西装笔挺,系着红色领带站在他居室的门口迎接我。我知道先生一生不太讲究衣着服饰,从来都是以本色示人。但因为我来,却认真如此,我何德何能,能得到先生如此厚爱。怀着复杂的感情进屋后,先生嘱咐家人泡水沏茶。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何先生虽然是古文字大师,是古典文学泰斗,却是从搞现代文学研究起步的(他告诉我之所以要研究现代文学,是要把闻一多先生等先辈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事业总结出来并弘扬光大)。为什么后来又改成古文字学研究了呢。这是因为他在来当时东北大学(我校前身)任教的路上,由于战乱,把已经写成的三部现代文学书稿及其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丢失了。因此,他只好从头开始。说到此处,我们都不胜唏嘘。若书稿不失,不是现代文学界的幸事吗?!何先生健谈,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别前我问先生对学校有什么要求。没想到先生只要求把宣传部主办的校刊《东北师大报》每期都能给他一份。先生,先生,对学校挚爱之情,苍天可鉴!
  人们现在都在说传统,各个高校也在讲继承传统。但我认为,在高校,老先生就是传统的载体,就是活生生的传统的写照。换言之,他们就是传统的基因,就是校风的内涵,就是一个学校的魂灵构成!我庆幸,东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老先生,才有了辉煌的今天!

(作者为原校长助理、社会科学处处长)

  • 主题策划党委宣传部、信息化办
  • 时间2016.12.07
  • 文字/采访刘建军
  • 图片/摄影毛炜伟
  • 指导教师
  • 审核徐红彦、白立新
  • 编辑张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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