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那个在八百垅时的母校

  “母亲的光辉,好比灿烂的旭日,永远的永远的照着我的心……”,这是流行于上世纪30年代,题名《母亲》的一首歌的开头。母亲,含辛茹苦地生我养我,给我以无私的爱,她永远是让我最动情的人。而母校,像母亲一样,给我以革命的启蒙,授我以智慧的薪火,使我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对母校,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948年,我在吉林联合高中读书时,主办过班级墙报,并写了一些文章。共产党派来的校长魏东明因此熟悉了我,并介绍我去东北大学学习。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当时,母亲在辽西农村,我寄住在一位同学家中,己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能够上大学,又是供给制,管吃管住,真是天大的福分。当我在1948年9月背着行李卷儿到学校报到时,真像穷秀才中了状元那么高兴。记得入学吃的第一顿饭是苞米楂子和雪里红炖豆腐,由于很久没能吃顿饱饭了,最后,偌大的饭厅只剩下几个人,我还在贪婪地吃。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大学座落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垅。路边的石垛门上悬挂着醒目的校名大木牌。进门是长长大道,两排白杨高高耸立。校部是呈品字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三座大楼,巍峨壮丽,如同三座古堡。据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的。这是母校在我眼目中留下的第一形象。在以后的漫漫人生中,它成为矗立在我心中的一座永恒丰碑。
  名校和名师是联袂的。当时,全国尚未解放,东北解放区只有我们这所大学设有中文系。文学界的诸多名流都汇聚于此,真说得上是星光璀灿。出于文章可读性的考虑,无法把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一一列出,但还是应该说说他们留给我的即使零碎但仍然鲜活的印象。散文家吴伯萧担任文艺系主任(后改为文学院院长),大一时他就亲自教我们作文,并讲授“读书指导”。他没有任何架子,面带微笑,表情和善,一派文人的典雅气质。讲话时,从不用大道理压人,而是把人生哲理,通过优美语言,如涓涓流水般送进你的心田。《解放军进行曲》和电影《白毛女》的词作者、诗人公木,讲课时讲到收尾的那句话下课铃立即响起,真如同歌曲节拍一样准确。鲁迅的学生、作家蒋锡金,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时,回眸往昔,感慨万千,竟然忘记是在讲课而流起泪来,女同学也陪着流泪。中国新诗开创者之一、诗人穆木天,戴一顶瓜皮小帽,诙谐幽默,但他写的救亡诗却让人心情沉重,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首,内容是几句问答,大意是:“问:你是哪国人?答:我是中国人,‘啪!’的挨了一记耳光。又问:你是哪国人?答:我是满洲国人。‘啪!’又一记耳光,再问:你是哪国人?答:那,那我不是人啦!”文史学家杨公骥,当时正对吉林市西团山子新石器时期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整版论文。他带领我们去现场实习,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古人类墓葬遗存以及打磨精细的箭簇等石器。从那以后,我就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开学典礼的文艺晚会上,演出了当时与《白毛女》齐名的大型歌剧《血泪仇》。舞台上出现一位老人,拄一根木棍,跌跌撞撞地边走边唱道:“王仁厚,村前那个村后都走遍,走遍了前后村,没有人烟……”,看得我心酸,几乎落泪。散会后,回到组里才知道,舞台上那位老人原来是组长张振义扮演的,扮演得太逼真了,我怎样也无法把台上那位老人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组长联系到一起。从此,就对这位杰出的同学心存敬佩。我是一个从家门中走出来的新生,没有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过,政治上幼稚无知,开会不知道说什么好,有时还说错话。生活会上不时受到批判,并被冠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让我抬不起头来。而张振义却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我在墙报上写首小诗,受到他一再表扬。我去图书馆看书,把一双鞋晾在外边,适逢下雨,回来时那鞋却摆在了我床头。一打听才知道是好心的组长替我拿进来的。这位在我心中闪耀着光环的人,居然会想到我这个“半拉子”的一双臭鞋,真让人感动不已。后来,党组织公开时,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当时的学校像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入学那个冬天,发了一身拆洗过的灰黑色的旧棉衣、狗皮帽子、生羊毛袜子、皮头布面棉鞋,天暖又发两套单衣,这些行头要求穿三年。由于不洗澡、不换衬衣,生虱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一伸手就能捉住一个。经常的伙食是高梁米饭、炖白菜或干萝卜条。隔一两周,也有改善伙食的时候,该日的菜谱不写内容,只写“另订”二字,此时,喜形于色的同学会奔走相告:“今天吃‘另订’啦!”“另订”一般是大米干饭,一人一勺猪肉炖宽粉条。同桌一位姓刘的女生,不吃肥肉,有几回竟把肥肉块送给了我。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忘记。我们住的西山宿舍是建在山坡上的红砖平房,没有暖气和上下水道,需要大家轮流值日,领煤柴、生炉子、打饭、打水、倒尿桶等。生活虽然极其简朴、衣食粗粝,但足以温饱。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甚至是如同进了天堂。
  集体生活中的思想工作、组织纪律以及作息时间等都是很严格的。起床、出操、读报、自习、吃饭、听大课、讨论等等,都要听从统一号令。尤其是开展重大政治学习,如“土地改革”、“批判肖军思想”等,要求更高,一旦发现谁有什么思想问题或跟不上形势,就会有人找你谈话,或开会让大家帮助你深挖思想根源,把人际关系搞得异常紧张。不过,这种学习结束,正常上课时,就宽松多了。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但年轻人总会寻找机会宣泄,去调整心理平衡。比如,熄灯后躺在被窝里,就会打破禁忌,一组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交换搬不上台面的各种信息,甚至涉及到女生的隐私,直到组长听不下去了,大声咳嗽,才会停息。那时的校园很大,任凭山花、野草、杂树自由生长。离宿舍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草场,半人高的水蒿、狗尾巴草,如同一道围墙挡住人们的视线,草丛后是一片池塘,池塘边的滩涂上长着三叶草、荠菜、蒲公英,如同一块花草编织的绿毯,静悄悄的,很少有人光顾。我有时就跑到那里去,仰卧在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听着塘里的蛙鸣,展开无边无际的遐想,吟哦着涌上心头的诗句。那里,成为我的一处精神家园。
 上大学期间,经历了解放战争决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大历史事件,学校由吉林迁到长春,校名由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此间,我们学习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投身于相关的社会实践(如为志愿军伤员抬担架、输血,为志愿军制作炒面、下基层宣传等),也大体上修完中文系的课程。在激情燃烧的革命大熔炉里,经历了无数次水洗火烧般的锤炼,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变成一个初步具备科学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和有文化知识、办事能力的时代青年。我入了团、入了党,后来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和新闻单位的领导。这一切都源于母校的培育和造就。
  半个世纪之后,2003年秋,同班学子23人为纪念毕业50周年,以朝圣的心情回访了母校吉林八百垅东北大学旧址。虽然学校早已搬迁,但它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如同当年的延安。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我们驱车来到八百垅,三座花岗岩石楼被周边现代化楼群包围着,已经显不出它的雄伟,但依然是那么亲切。我久久抚摸着冰冷的石墙,仿佛其中还蕴藏着我们的体温和燥动的青春。登上楼顶平台,那是当年经常开会的地方,我恍惚看到一群穿着旧制服的年轻人的身影,听到吴伯萧院长的声音在交响回荡。雨水打湿我的脸,合着我的热泪,沿着脸颊流淌……
  啊,永远的母校!

  (作者为文学院1951届毕业生,曾任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辽宁广播电视厅党组成员、副总编辑,现已离休。本文原载于《文蕴东师系列丛书·往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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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6.06.16
  • 文字/采访谢仲清
  • 图片/摄影毛炜伟
  • 指导教师
  • 审核徐红彦
  • 编辑张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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