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佳木斯东北大学的学习生活

  1946年8月,佳木斯东北大学在齐齐哈尔市招生。我当时正在齐齐哈尔市联合中学读书。经历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一段统治,我们很多同学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决心投身革命,执意报考东北大学。我报的是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国文系。8月22日,我向学校生活指导处请了假,上午九时在嫩江旅馆进行了考试。上午考三科,题不难。语文考作文,题目是《记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是苏联红军进驻榆树屯和日本兵缴械投降的情景。下午四点进行口试,问了一些本人的基本情况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主考人夸奖我的作文写得好。很快我就得到了被录取的正式通知,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我在中学的一些好朋友。   
  1946年8月28日,我们45名同学乘火车集体前往佳木斯东北大学。8月29日凌晨二时抵达哈尔滨,在松花江边的一个礼堂里,小睡了片刻。当日上午八时,在哈尔滨市原“奥连特”电影院听取了东北大学校长张学思作的《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和我们一起听报告的还有在哈尔滨市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主持的遣返日侨工作的200多名东北大学第一届的学生。张校长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有志的东北青年,要下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8月30日上午十一时,我们登上了东北大学雇的闷罐车,因为土匪破坏铁路交通,火车没有开出。我们先后在哈尔滨、绥化、南叉的火车站过夜,直到9月2日才抵达莲江口。因为桥梁被炸毁,我们乘船渡过松花江,午后四时许才到达佳木斯东北大学的一个临时住所。到东大后,我们并未按志愿分别编班,而是统一编班,进行短期的政治教育。我们这批学生被编为二届二班。班主任胡炎,副班主任董思维。我们和部队一样,完全是供给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当时针对东北青年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学校比较系统地讲解了国共问题、美苏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还讲授了《中国近代史》和《国文》。时任合江省委书记的张平之(张闻天)给我们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我们还听取了贫苦农民的诉苦报告。张如心、张松如、吴伯萧、智建中、萧军、王季愚等著名学者、作家都给我们讲过课或作过报告。经过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初步地解决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曾写过一篇学习心得《两个世界》,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入东大学习前后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1946年11月23日,东北大学召开欢送300余名师生下乡大会。我被分配到刁翎土改工作团。我们乘闷罐车从佳木斯出发,深夜到达倭肯站下车住宿。第二天由倭肯工作团团长、作家天蓝介绍倭肯工作团情况。第三天由一排朝鲜族部队同志护送,我们乘数辆马车去刁翎。途经多处被日军烧毁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多年无人耕种,还经过被苏军炸毁的日军在山里修筑的飞机库和简易跑道。直到天黑才看到山脚下一处金矿场——黑背,有几户人家冒着炊烟。天大黑才到达后刁翎(当时刁翎县政府所在地)。第二天听了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张如屏关于刁翎情况的介绍。又过了两天,我们才去前刁翎土改工作团。先期已到达的有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的张水华、马可、白韦、干学伟等延安来的老同志。工作团长是张水华(后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副团长为董思维。我们队长是著名音乐家马可(后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代院长),副队长为张建堂同学。
  刁翎是靠近前苏联边境的原始森林地区。沦陷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曾在这里长期与日寇战斗过。日伪实施并屯政策,把散居的农户集中在一个屯里,四周修成围墙。前刁翎的许多农户都有人参加抗联队伍,或暗中帮助过抗日联军。东北光复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土匪活动最猖獗的地区。我们去时,三五九旅部队正在这里进行剿匪作战。有一排的部队给我们工作团作警卫,我们晚上也要轮流持枪站岗。我们亲眼看到匪首李华堂在这附近的山上被击毙,用爬犁拉回来,领章上还戴着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们还在后刁翎参加了公审匪首张雨新(张黑子)的大会。
  前刁翎土改工作团住的房子,是伪满森林警察的住所。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围墙有枪眼,院内有木头搭的瞭望台。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火炕,只是在地上铺上厚厚的谷草,在上面睡觉。地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砖砌的火墙,烧木头柈子取暖。另一头有一个小屋,外屋是厨房,里屋有火炕,供几位老同志和女同学住。那时条件十分艰苦,但同学们都斗志昂扬,积极地深入农户,访贫问苦,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和民兵等组织。由于日伪并屯,实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加上光复后国民党土匪武装的掠夺蹂躏,使得群众生活极度困难。1946年的冬天是寒冷的冬天,零下40多度,农民屋子烧的像蒸笼一样。我们在这里发动群众,批斗一个姓孙的恶霸地主,把他枪毙了,把他的粮食分给了群众。广大的贫苦农民是那样地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翻身得解放。严酷的现实,残酷的斗争,使我受到了深刻教育。在这种环境里,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阶级和阶级斗争,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使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人民的军队,从而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这以后,我在革命队伍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坎坷,一想到1946年在前刁翎土改的日子,都会无怨无悔,不改初衷。
  1947年1月,有一天晚上要出去抓土匪,行前一名同学不慎手枪走火,打伤我左脚两个脚趾,好在杨桥同学懂医务,及时地为我进行包扎治疗,领导把我搬到有火炕的小屋去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拄着双拐或单拐行走。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枪伤的滋味。也就在此时此刻,使我更加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革命同志友谊的可贵。
  1947年2月,我和一批同学被调回东北大学继续学习,还有一大批同学留在地方工作。1947年5月12日,在和残匪的战斗中,我们一起去到刁翎的同学张建堂、李雷壮烈牺牲了。张建堂同学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干部,到东北后进东北大学学习,在二届二班学习时是我们的小组长;在前刁翎土改工作团,是我们队的副队长,后留在刁翎县任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我和张建堂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战斗数月,感情极深。他牺牲后,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悼建堂同学》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6月20日的《东北日报》上。
  1947年2月从刁翎调回东北大学后,我参加了临时班的“回忆运动”。主要是联系实际,查思想,查历史,清除对蒋介石的幻想,清除特务分子。当时气氛很紧张,对个别受到怀疑的同学进行连续的批判围攻。事实证明,对有的同学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1947年5月10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学院的任务是培养东北解放区亟需的中学教师。学院分政治班、历史班、国文班。我在国文班,学院院长是张松如,副院长吴伯箫、智建中。国文班主任吴伯箫,副主任杨公骥,教育干事陈伟海。国文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讲读与作文》《国学知识》《文艺思潮及解放区文运》《五四思潮》《文字学》和《中学教材研究》。主讲教师为张松如、吴伯箫、杨公骥。当时,同学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很自觉很努力,课堂上认真听讲做笔记,课余时间主动复习和讨论。我们普遍感到,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大。
  1947年8月底,教育学院223名学员毕业,分别被派到东北解放区的中学和党政机关工作。我和少数同学留校工作。在刁翎清匪反霸的斗争中,我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我觉得自己懂得了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人民大众服务的,特别是延安来的一些老同志的榜样也使我看到了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和许多同学讲,我要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因为那时党没有公开,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明白怎样申请入党。从刁翎调回的过程中,在党员的启发下,我才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947年5月8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年5月14日,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在佳木斯东北大学校区的一个平房里,在东北大学党总支副书记黄耘同志的主持下,我和校友杨迪同志进行了入党宣誓。六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秘密入党宣誓的庄严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庆幸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作者为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班1947届毕业生,曾任我校党委副书记,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现已离休。本文原载于《文蕴东师系列丛书·往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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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6.05.20
  • 文字/采访赵青伟
  • 图片/摄影齐伟宏
  • 指导教师
  • 审核徐红彦
  • 编辑张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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